袁枢据《资治通鉴》“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这就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区别其事”，是变纪年为中心为以纪事为中心。“贯通之”，一方面指贯通所纪之事，以尽其本末；一方面也指贯通全书内容，使略具首尾。《通鉴纪事本末》把《资治通鉴》“区别”为239个事目，连同66个附目，共记述了305件大事：上起“三家分晋”，下迄“［周］世宗征淮南”，其间皆略按朝代、时间顺序编次。这是一部纪事本末体的通史。《尚书》及《左传》以下不少编年体史书，都包含有纪事本末的因素；唐人还从理论上提出了“尽事之本末”的史学要求，但真正在历史撰述实践上确立起纪事本末为一独立的体裁，则创自袁枢。这是中国史学上除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之外的又一种重要体裁。袁枢之后，多有仿作，虽晚出而蔚为大国。袁枢友人杨万里就编年体同纪事本末体做比较时指出：“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袁枢的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呢？杨万里说：“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41]这段话大抵概括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优点，一言以蔽之，它阐述清楚了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原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章学诚说它是“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42]。中国古代史书的几种主要体裁，各有所长，也各有其所不足，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各显其所长，但却不能互相代替，取此而舍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