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我在求学时代一度为包括静芝老师在内的几位书画家联展当小工，协助布展，地点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的二楼。我偶然间发现：墙犄角里斜靠着一张四尺多宽、三尺多高的大字书框，署名钱穆，内容是一段古文。这应该不在我所处理的展品之内。我只能猜测：这是前一档展览所遗留下来的？
仔细读那书迹内容，才发现宾四先生抄的是《二程遗书》卷六《二先生语六》：“百官万务，金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下款署名之前还有两行：“录明道先生语/夷午先生一粲”。夷午先生，赵恒惕也。我日后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一九八一年冬，估计当为赵恒惕身后十多年，还有些亲戚故旧之属为他举行了纪念展活动。宾四先生所作之字，应该是赵生前所收，策展者不会不认得大名家的手笔和签署，只是如何就遗落在展场之中了，却是一个谜。
毕竟宾四先生比赵恒惕年轻十五岁，谊称晚辈，彼时以当世大儒之身，备受推重，拿他的字出来恭维故人，也是无奈人情。推诚论之：“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之语，似乎过度轻纵了赵恒惕早年的劣迹了。然而，世事譬如积薪，往往后来居上，国人多以为抗战末期赵恒惕严拒与日本方面合组武汉伪政府为大义凛然、气节高尚，也是无可如何的糊涂账了。这张字确实没有人认领，问了展场人员，只回复我：“不是馆藏所有，请尽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