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月23日(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浓阴欲雪。……是日消寒第三集,客甫齐而余疾作,勉强送酒,眩不可支,遂偃卧,汗出如浆,气涌如沸。……令斌孙陪客,……徐荫轩、李兰孙、豫锡之、孙燮臣、麟芝庵、许筠庵。”⒇
1897年5月5日,“阴,旋晴,午后风,似外间有雨。……午邀谭敬甫,麟、徐二公、孙燮臣、钱子密陪。”(21)
1898年1月19日,“晴。……是日招同人小集,而客强半皆总暑友,于是四客先坐,直至戊初总暑四公始来,草草饮数杯,客去亥初矣,兀坐至五鼓。徐小云、孙燮臣、崇受之、徐颂阁、敬子斋、张樵野、廖仲山、立豫甫。”(22)
翻阅《翁同龢日记》,明显感到,早年,翁同龢与孙家鼐聚会的机会多一些,每年好几次;到了晚年,这种聚会日益减少,每年不过一次半次。这并不等于两个人产生隔阂,关系疏远,而是两人都是当朝大员,位高权重,公务缠身,又加上两人都已年老体衰,时常闹病,不可能再像年轻时代那样有体力、有精力、有热情,十天一小聚、半月一大聚,这也是人之常情、天之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