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废立，英植欲幽王江华岛，进一郎欲幽诸日本之东京。议未决而勤王兵起。十九日，其臣民吁长庆保卫，长庆责进一郎撤兵，及暮不答，朝鲜臣民固请我兵赴王宫平难。甫及阙，日兵于普通门发枪，我兵疑王之在正宫也，狐疑未格斗，而死伤已多，乃驱兵进战于宫门外，玉均等皆出助战。（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一）
王乘间避至后北关庙，华军侦知之，遂以王归于军，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殉，泳孝、光范、载弼，奔日本，日使自焚署，走济物浦。朝民仇日人益甚，长庆卫其官商妻孥出王京。朝鲜具疏告变，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有兵舰六艘，并载陆军登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圆，三、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
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三月，……鸿章奏：……二月十八日，……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藤于“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练兵事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藤再四磋商，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第一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第二条，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第三条，朝鲜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至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既无以复君命，更无以息众忿，……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己意。（《清史稿·属国传》一《朝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