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朱厚熜在他统治的45年间,终于将道教的地位推到了最高点。朱厚熜出生在湖广安陆,因受其父兴王朱祐杬崇信道教的影响,对道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即位第二年开始,便极力贬黜佛教,专崇道教,“以道术治国”,将朝廷的政治活动与道教的宗教活动合而为一。
第一,广设斋醮。明世宗即位之初既滥行斋醮,“不斋则醮,月无虚日”。据记载,当时“(邵元节、陶仲文)倡率道众,时举清醮,以为祈天永命之事。上亦躬服其衣冠,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诵法符呪,无间昼夜寒暑”[3]。明世宗还特别重视在斋醮仪式上焚化青词。[4]朝野士大夫为了获得世宗的宠幸,争相撰写青词。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后任命的14位内阁辅臣中,有9位是因擅长撰写青词而获擢升的,最著名的有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还出现了四位“青词宰相”,即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他们都是因为撰写青词而入阁。
第二,宠信道士。嘉靖一朝,受宠遇的道士最多,恩典也最滥。邵元节、陶仲文皆以方士得一品之恩。邵元节,江西贵溪人,号雪崖。早年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因祈雨求雪“祷有验”,深得世宗宠信,封真人尊号,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陶仲文,湖北黄冈人。嘉靖年间因恃符术、长生术而得宠,封真人尊号,总各观住持,给诰印。特授礼部尚书,次第加少保、少傅、少师。一人兼领三孤,在明代仅此一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世宗命还命方士徐可成为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使之成为明代第四位担任礼部尚书的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