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村里的头人改叫支书，是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孙姓汉子，他低矮，狮子头，头发与眉毛接着，但支书当的时间并不短，一口气当了十六年。我八岁那年，有幸与这位支书一块儿到十里之外一个村庄吊过丧。死者与申、孙两家都有些拐弯亲戚，于是搭伴同行。他担了一个大挑子，里面装十几个黑碗，黑碗里盛些杂菜；我担一个小挑子，里面就二三十个馒头。记得那天刚下过雨，路很湿润，和老孙一前一后，走得挺有意思。老孙这人没有架子，路上问我：
“咱们到那哭不哭？”
我说：“人家人都死了，怎么不哭？”
他说：“就是怕到那一见阵仗，哭不出来。”
后来到了棺材前，见死者闭眼闭嘴的，躺在一条月蓝被子上，我哭了，老孙也哭了。哭后，上坟，吃饭，我和老孙就回来了。我对这次吊丧比较满意。因为我们哭的时候，旁边执事一声长喊：“申村的俩客奠啦——”
威风凛凛，所有的孝子都白花花伏了一地跟我们哭。但听说老孙对这次吊丧有些不满意，对旁人说：
“菜做得太不像话，肉皮上还有几根猪毛!”
老孙是我舅舅那辈才从外地迁来的，解放前一家子要饭为生。据说，他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申村的头人。可巧土改工作队下乡，一个姓章的工作员派到他家吃饭。吃饭也吃不到哪儿去，要饭的人家，无非是红薯轱辘蘸盐水。蘸盐水吃罢轱辘，章工作员启发他积极斗地主，后来就发展他入党。虽然在分东西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但经批评教育又送了回去，于是开会，章工作员选他当了支书。他当时还哭丧着脸向章工作员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