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廷美传》及《赵普传》与《长编》所载相同，缘以赵普上章自诉之时，为六年元月，证以相关各事，其说甚信。但《涑水记闻》及《玉壶清话》则与此颇有殊异，《记闻》无赵普上章自诉之事，以金匮之诏乃太宗自己偶然寻得。其言曰：“太宗即位，赵普为卢多逊所谮，出为河阳，日夕忧不测，上一日发金匮，得书大悟，遂遣使切召之。普惶恐，为遗书，与家人别而后行，既至复为相。”《清话》虽载有赵普自明此事之言，但时间及情形，与《长编》《宋史》大不相同[36]。它与《记闻》犯了一个同样的大误：以为普黜河阳，是在太宗即位之初，殊不知此乃太祖开宝六年八月的事情。盖赵普上章自诉，本是在暧昧中的一种鬼祟的举动，世人不深悉内容，各以好奇的心情去传播所闻，自然不免有错误了。
如史所示，太宗即位后，赵普便已归朝，普于此时便可上章自白，何以还要等待六年的时间，借一件陷害的狱案才发生呢？虽说这时太宗对普不满，犹有成见，但惟其因太宗对他歧视，普正该申明此事以求谅解。普不如此，一定要在忍受不了卢多逊的排斥之后，一定要在参加谗害廷美而博得太宗的欢心之后，方才说出他有参预昭宪顾命的功劳，怎能不使人疑他是希宠迎合呢？太宗于嫌疑之中获得帝位，又用阴谋排出其弟，内心上惭愧不安，深恐为人訾议。在此时候，赵普为他的获位制造了一个合法的依据，他当然只有认假作真，乐意地接受。好在这种宫闱的机密事，外人无从知道底蕴，就来一次“通同作弊”，一般臣民还不是“信以为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