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实用理性诠释下的《庄子》——以冯友兰译本为例
一、冯友兰英译《庄子》的背景
1926年，冯友兰受燕京大学的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邀请，在北京的“华语学校”开了一门课，为一些来华的外国人讲《庄子》。华语学校是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为了解中国文化而自办的一所学校。这门课的读本就是后来的冯友兰《庄子》英译本，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英文《庄子》。
冯友兰译《庄子》之前已经存在有好几种译本了。当谈到他为何提供了一种新的译本，在1928年的英译《庄子》自序中，他举出的理由是：“首先，翻译就是一种解释和评注。就《庄子》各种英译本而论，它们从语言文学的观点看可能是很好的，有用的。但它们解释《庄子》，似乎尚未触及著者真正的哲学精神。换言之，它们在语言文学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哲学方面则不然。由于庄子著作，有如柏拉图的‘对话’，虽是文学著作，但更是哲学著作。看来就需要一个新的译本，更加着重在庄子哲学上。”[1]从冯友兰的这段话中我们有两点发现：第一、冯友兰给翻译下的定义不同于古今中外的译者和翻译理论家。“翻译即解释”或“解释性翻译”这样的表述在西方翻译理论中并不鲜见。阐释学的集大成者伽达默尔认为：“任何翻译的同时也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就是译者对所给定的词语所进行的一个完整的解释过程。”[2]但认为翻译也是“评注”的，冯友兰应该是第一人。因为“评注”意味着发表译者个人的看法和观点，这与翻译强调“信”、“忠实”的传统相背离。但对于哲学家来说，不亦步亦趋前人的观点，有自己的看法、思想难能可贵。可见冯友兰译者与哲学家身份的糅合体现在了他的《庄子》英译本中。第二、冯友兰英译本首要目的是突出《庄子》的哲学思想。至于如何着重强调《庄子》哲学，冯友兰并没有明说，但与其他译本的对比中，我们发现大量对郭象注释的英译，是冯友兰译本不同与其他译本的突出的特色，一千七百多年来，郭象都被认为是注释《庄子》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