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知主行从”命题。贺麟认为，知行虽然是平行的，但就逻辑上看，知主行从。从体用关系上看，知为体而行为用。他说：“知是行的本质，行是知的表现。行若不以知为主宰，为本质，不能表示知的意义，则行为失其所以为人的行为的本质，而成纯无力的运动。……故知是体，行是用；知是有意义，有目的的，行是传达或表现意义或目的之工具或媒介。”[41]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看，知是目的而行是手段。他说：“知永远是目的，是被追求的主要目标，行永远是工具，是附从的追求过程。任何人的活动都是一个求知的活动。”[42]
贺麟从认识论方面提出的这些命题，用以贬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充分意识到了知的超前性，肯定人的特有的“知”对“行”的自觉能动性，这些分析是很深入和细致的，对后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他继承了陆王心学“销行以归知”的思想，过分夸大了知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
第四节　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以介绍和传播“唯物史观”为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便达到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高潮，并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以艾思奇、李达、毛泽东等人为主要代表，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