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有点区别，”检察官冷淡地笑了一笑说，“但是您在这里面会看出那么致命的区别，到底很奇怪。”
“是的，我是看出有这样致命的区别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卑鄙的人，实际上也可能都是的，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做贼，只有卑鄙到极点的人才会做。尽管我不会分别这些细致的东西……不过贼比卑鄙的人还卑鄙，这是我深信不疑的。你听着：我整月把钱带在身边，认为明天我一定会下决心交出去，那样我就不是卑鄙的人了，但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虽然每天都想下决心，每天都在催促自己‘下决心吧，下决心吧，卑鄙的人’，可是整整一个月还是下不了决心。就是这么回事！你们以为这好吗？好吗？”
“似乎不很好，这我很明白，我不想来争辩，”检察官审慎地回答，“关于这一切细致的区别的争论，留到以后再说，如果您愿意的话，还是请您先谈正题吧。现在的正题恰恰是，您还没有对我们说明，虽然我们问过您：您一开始就把三千卢布分成两半，一半花掉，一半藏起来，这是为什么？究竟为什么藏起来？您分出一千五百卢布来打算做什么用？我坚持提出这个问题，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